从“996”到“打工人”，如何走出“内卷”的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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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996”到“打工人”，互联网的梗像潮水一样退了再来，近日，华为内部论坛一篇《什么是内卷》又把“内卷”送出了圈。

　　“内卷”作为一个曾经在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经济学等严肃学科的专业名词，却在短时间内覆盖了整个互联网的讨论，从教育到就业，从职场到房产，甚至从婚恋到母婴，论之所及，无不内卷。

　　人们用“内卷化”形容工作或考试的非理性的内部竞争、内部消耗或停滞不前，比如在考试选拔中，举办者抬高学历要求、提出偏僻奇怪的测试，不是为了考察与学习或工作相关的能力，而只是一种不知如何筛选而进行的淘汰策略。

　　在“内卷”破壁流行后，接踵而至的是铺天盖地的解读，和蔓延开来的互联网情绪。什么是“内卷”？“内卷”的困境是什么？当我们谈论“内卷”时，我们又在谈论什么？

　　“内卷”的演化

　　“内卷”一词最早出现在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的《判断力批判》里，康德把“内卷”与“演化”相对照进行论述，认为“内卷”与“进化”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演进方式，他将其称为“锁定理论”（die Theorieder Einschaehtelung）。

　　继康德之后，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A.Coldenweise）用“内卷化”来描述当某种文化模式达到既定的程度和形态时，既无法保持稳定的状态，也难以自我更新到其他形态，于是只能不断地在内部进行自我复制和精细化这样一种动态停滞的文化现象。

　　真正将内卷化带入学术研究领域并将其定型的则是人类学家格尔茨（C.Geertz）。格尔茨在研究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农业生产时发现，爪哇岛由于缺乏资本，土地数量有限，加之行政性障碍，无法将农业向外延发展，使得劳动力不断填充到有限的水稻生产中，从而使得该地区发展成为劳动密集型模式。

　　借用戈登威泽“内卷化”，格尔茨提出了爪哇岛与外岛不同的发展模式：劳动人工的大量投入并不能带来收益的显著提高，只会带来过分欣赏性的发展，一种技术哥特式的雕琢，一种组织上的细化和复杂。农业生产长期原地不动、未曾发展，只是不断地重复简单再生产。

　　但从康德到戈登威泽，再到格尔茨，这个时候的内卷回答的依然只是一个地区经济模式为何没有“进化”的问题。言下之意，如果存在一种还尚有希望的模式，这个模式本身就会具有相当的刚性，是很难改变的。

　　显然，对于爪哇岛来说，在收入还能维持的情况下，自然没有进行技术改革或资本化运营的冲动。而格尔茨对爪哇水稻种植业出现“农业内卷化”的分析也只是指它导致的农业生产内部精细化过程，而不是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的变动趋势。

　　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既可能不变，也可能提高或降低，但终究不是“内卷化”的条件或内容。而黄宗智作为“内卷”的汉语引入者，却在这一方向对内卷的界定产生了背离。

　　黄宗智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把内卷化概念用于分析中国乡村经济及社会变迁，指出在有限的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增长的方式，就是一种过密型或内卷化的增长。并在《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进一步发展了内卷化概念，认为内卷化是一种劳动投入增加下的劳动报酬降低式的内卷化。

　　与今天“内卷”密切相关的是，黄宗智通过加入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递减作为条件，缩小了“内卷化”的外延。在格尔茨那里，农业生产内部精细化是“内卷化”，有增长，甚至也有发展，只不过其程度非常有限。而经过黄宗智的改造，只有“没有发展”的增长才是“内卷化”。

　　“内卷”的误读

　　不论是格尔兹还是黄宗智，其内卷的一个重要的意义都是缺乏经济层面的竞争，是解释为什么这个社会运行没有出现一个大的突破，没有从一个量的积累变成一个质的突破，特别是说没有从一个农耕社会转化为一个资本主义经济。而这与时下热议的内卷却恰恰是相反的，现在破圈且被广泛讨论的内卷是更多的是竞争的白热化。

　　传统意义的“内卷”是为了解释一个高水平陷阱的形成，而当现代赋予“内卷”现代性的内涵时，却更直观的反映了很多人关心的问题。

　　“内卷”流行起来，被用在公司内部，是说虽然很辛苦的工作，但并未带来职位、收入、甚至技能上的提升。大家把时间耗在精美的PPT、办公室政治，甚至摸鱼假装加班。而这样的现象从教育到就业，从职场到房产，甚至从婚恋到母婴，无不存在。

　　显然，大家日常使用的“内卷”完全没有在回望一种发展模式的停滞，而更多是在描述一种当下之“难”。是一种牺牲真正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断重复一些无意义的事情来应对竞争的困境。

　　“内卷”是“竞争激烈”的换用，又大于“竞争激烈”，它混合着一种无出路、被压抑封闭之“内”的意谓，与疯狂拉扯，吸入其中的“卷”的意谓。在展示“竞争激烈”之外，指向了明确的“无意义”、“荒谬”、“被困”的感觉。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时下流行的“内卷化”的本质，其实由两个更基础的概念构成，一是激励相容，二是租值耗散。

　　激励相容，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制度安排，使每个人努力为实现自己利益的目标工作同时，得到的结果也是集体利益的最大化。租值耗散的概念则源于1974年，约拉巴泽尔在《按等候分配的理论》中指出，当一个资源不能以价格来实现分配，其他机制就会取而代之，比如，排队等候就是其中一种替代机制。不过，排队花费了时间，但却不创造价值。

　　于是，一方面，社会的财富红利消失，空间急剧收缩，缺乏“职场空间”“财富”来报酬“奋斗”，激励相容不再存在。另一方面，由于发展减缓，剩下的“职场空间”“财富”也缺乏“业绩、成果”来作为分配标准，使得价格机制失效，必然出现的“耗散”也变成了无效加班、办公室政治、精美而无用的PPT，加剧了内耗。

　　终于，蔓延开来的互联网情绪被归因到“内卷”，被总结为资源的稀缺，竞争的激烈，竞争中人的恶意和荒谬，成为了一种语言的释放和发泄。这是与最初的“内卷”几乎完全相反的意义，是从现状不错，模式仍可持续到模式不可持续，也没有其他选择的一种困境。

　　走出“内卷”电梯

　　当然，“内卷”的出圈反映了一个阶层甚至是一个时代的焦虑，但从“内卷”困境反观社会竞争，却并非无解。

　　原因也很简单，“内卷化”的根本特征是发展停滞，而科技作为近代以来最大的对抗社会内卷的进步引擎，依然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中国也并未“发展停滞”。同时，伴随着国家层面的整体性赶超和局部补短板，年轻人发展的空间依然广阔，努力决非徒劳无功或没有技术含量的恶性竞争。

　　那么，该如何解决现代性“内卷”困境？

　　如前所述，所谓“内卷性”恶性竞争，是明明知道最后的收获也没有什么，大家还是要竞争。因为不知道除了竞争之外，还有别的什么方式值得去生活。甚至对于个体来说，如果退出竞争的话，会有道德压力。正如人类学家项飙的近日访谈所言，现在内卷的一个重要的机制，就是没有退出的机制，不允许个体退出。

　　于是，在同质化严重的社会里，人们在一条赛道上竞争，缺乏退出机制。跳楼的博士生无法解释自己不想竞争的原因，也解释不了自己为什么“竞争失败”；人们无法选择其喜欢的生活方式，因为这意味着违背了“向上走”的社会要求，从而产生道德压力；大多数的人要用更多努力去证明自己适应了这个社会，一旦失业或者考学失败，就会陷入极大的痛苦。

　　所以也能看出来，在飞速上升的电梯中，只要聪明、勤奋、高情商，就能脱颖而出。但电梯停顿，要获得成功或逃离困境，就需要另一个因素：冒险。走出电梯。换个赛道，开疆扩土。

　　当然，谁都不知道走出电梯是否更靠谱，有没有更大的危险，离群索居，不是野兽就是圣人。通往天堂的门往往是窄门。话虽如此，但强调从众化的中国文化其实对创新多元和少数人没有太大的包容，这意味着要承载更多异样的目光和不理解的非议。

　　事实上，即便经济停顿期，乃至倒退期，总有人成功，但都是风险偏好型的，也都是发挥了企业家才能的。而所谓企业家才能，在经济学中，甚至被列为土地、劳动、资本之外的第四要素。简单的说，就是指整合资源，聚合人脉，发明创新，判断决策，承担风险的能力。

　　再退一步讲，哪怕不选择做走出电梯的人，在一个赛道竞争白热化的时代下，我们能做的，也应该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开拓自己的视野，开阔自己的心胸，不要把自己封闭在庸俗的、低层次的实用意识中，而只有在认知上不“内卷”，才能在行动上创造出不“内卷”的机会。

　　与其在这些不安的情绪中，在误读“内卷”中快速耗散发泄，倒不如真正认识“内卷”。“理解”内卷，才能摆脱“内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