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我再也不想讨好别人，任性是最被低估的美德

编者按：最近，作家蒋方舟在一个综艺节目里关于“讨好型人格”的分享引得一众网友产生共鸣，“我没有跟任何人产生过真实的关系。”所谓真实的关系，是你能和对方吵架，可以把最不堪的一面暴露给他。于是现场还火了马东和蒋方舟对话的“上下联”：“愧疚是最大的负能量。”，“任性是最被低估的美德”。

蒋方舟回忆，从年少成名到如今，因为成长环境，自己有意无意会去迎合大人，甚至礼貌、恭敬都成了其为人处世的常态，不敢与别人起冲突。有人说，中国人或者90后里流行讨好型人格，而蒋方舟是过早成名养成的社交型人格。

为了战胜自己的弊病，蒋方舟把她放逐到陌生国度，语言不通，没有任何社会关系。她开始不必在乎他人的评价，坦言在“某种程度上治愈了自己”，回来后因为第一次骂人到处给别人“报喜”。蒋方舟说，她不想再讨好别人了。

以下是蒋方舟的《东京一年》，她在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的琐碎，去摆脱身上毫无意义的娇气，认真凝视美术馆里每一幅画，认真咀嚼每一口食物，认真地把每一个念想变得绵长。

蒋方舟在东京

1

我很反感，“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1786年9月3日凌晨三时，37岁的歌德提起行囊，独自一人钻进一辆邮车，逃往了意大利。

那时候的歌德在魏玛已经生活了十几年，身居要职。他出逃并非是因为走投无路，而是他发现自己的人生不知不觉被套上了一个齿轮：白天忙于政务，业余创作一些爱情诗，生活把创作热情压榨得干瘪枯竭。

他有朴素的直觉：这样下去不行，因此抛弃了一切，逃到了他心目中的乌托邦——意大利。他在那里生活了一年零九个月，足迹遍及整个意大利，从城市到农村，喜悦地目睹并且描述着岩石的硬度和空气的弹性。

歌德在意大利完成了《在陶里斯的伊菲格尼亚》，写了《塔索》《浮士德》的部分。意大利拯救了他，把他从成为一个附庸风雅的公务员的命运齿轮上解救了下来。

2016年，我独自一人在东京生活了一年，东京也拯救了我。

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度过了一段完全真空的生活，没有目标与意义，每天一睁眼就是一大片需要填充的空白。任何一件事都需要把时间拉得很长远，把浓度稀释，才能填充过完一天，所以我必须认真凝视美术馆里每一幅画，认真咀嚼每一口食物，认真地把每一个念想变得绵长。

认真也是孤独的结果。我几乎不会日语，大多数时候面对别人都只能微笑点头，无法建立任何情感联系，更无法在人际交往里投入什么热情。说实话，即便会日语也无助于我缓解孤独。东京是一个人情冷漠的城市，用获得芥川奖的作家、搞笑艺人又吉直树在《火花》里形容的：

“东京这个地方，聚集着从各个地方而来的人们。从前在乡下时，从漫画和电视剧里看见的东京，虽然灯火繁华，但人总是很冷漠。上京后我才明白了，那并不是冷漠，而是因为身为外来者的大家都心情紧张。外来者进入东京这个城市，一个个都表现出不要被吃掉的紧张状态，终于成了一个集合体。”

我在东京的生活仿佛在一种看不见的屏障中，无论是走在拥挤的表参道或涩谷，还是被裹挟在人群中去看花火大会，我始终感到人群是幻觉，我在与自己单独交谈。

被迫的认真与被迫的隔离，把我从之前一直在被动加速的跑步机上的生活中解救了下来，重新获得了观察和思考的能力。

这几年我很反感的一句话是：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眼前苟且”与“诗和远方”是一对虚假的对立。我在东京一年的生活表面看是“诗和远方”，生活在迷人的异域，鸡毛蒜皮消失了，可东京的生活同样存在着无奈的人性、琐碎的沟通、窘迫的算计与虚伪的寒暄。另外，网络的发达让“远方”的概念消失了，我身在异国，却时刻关注着国内的人与事，为我触手而不可及的苦难感到悲伤。正是这些并不美好的细节，才构成了生活的全部。

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我爱读作家的日记和信件——不仅仅是出于某种窥私癖，更是因为那仿佛是一种反向的摄影。作品是艺术家生命的结晶和照片，我通过日记和信件，把那凝固一瞬的风景在时空上进行扩展，看到了他们完整的艺术生活。

所以我也保留了自己日记里那些絮叨的呓语和局促的社交，全部摊开来，有种“全暴露了”的快感。

1786年11月4日，歌德在罗马给自己的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将变成一个新人回来。”

重获新生的歌德其实并没有变成一个新人，就像在东京度过的一年并没有把我变成一个新人，我们只是更像自己本来该成为的样子。

蒋方舟

2

没有不死的少女

回到东京的公寓。看到电梯里贴了“失物招领”，画着一个印着风景和猫的手帕。我的公寓管理员是两三个70岁以上的老爷爷。每次他们在公寓里捡到遗失的物品，总会认真地画“失物招领”，用灰度深浅不一的铅笔。画里能明显看出一笔一画和用橡皮反复擦过的痕迹，画风严谨，进步明显。感觉每次公寓有人丢东西，这些老爷爷都非常兴奋，觉得可以大展身手了。

在日本待得久了，我锻炼了一个技能：增强了对老人的适应能力。

日本是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超过65岁以上的老人占人口的四分之一。我见过的出租车司机几乎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周末去美术馆看展览，四分之三的游客是老人；甚至去看脱衣舞，也有一大半的观众是老人。

在别的国家，我很少如此频繁地看到老人。记忆犹新的是几年前去波兰华沙，整整一个上午没有见到一个老人，全是背心短裤古铜色长腿的少女，让我疑心老年人被集中销毁了。

在北京也一样，老年人的活动场所和出没时间几乎是与社会脱节的。他们只有在早晨六点到年轻人出门上班之间的一段时间会在公园和家属区出没，其他时间少见踪迹，更不要说在公众场所见到身为工作人员的老人了。

人皆有一死，在死之前，人皆有一老。但人在变老之前，心理的自保机制让我们不愿面临老之将至的场景，想象中的老态也都是岁月静好，体面地坐在轮椅里看夕阳之类。而因为日常生活中少见老者，愈加难以体会他们生活真实的常态。

相对于在家里帮儿女带孙子的中国老人，日本的老人要过得丰富很多。2011年我去登乞力马扎罗山，同时间有一队日本老年登山组，平均年龄在65岁到70岁之间，他们如同行军蚁一样敏捷有序，超越了一队队各国年轻的登山者，迅速登顶。

看了日本的老人，我总觉得自己过去对老年人生活的想象过于贫瘠，总想着他们是被抽干了人生意义的人类，但其实他们也有丰富的情感与恋爱。

好几年前看过大漫画家谷口治郎的一部漫画，叫作《老师的提包》，改编自川上弘美同名的获奖小说。讲的是37岁的单身女性月子在小酒馆里与过去的国文老师相遇，两人展开一段忘年恋的故事。故事里丧偶的老师已经七八十岁，是彻头彻尾的老人了。

因为年纪的关系，两人彼此之间的试探总是很小心。月子不是一个热烈而不管不顾的女性，她也深知这段感情的现实压力，尝试着与年貌相当的昔日同学恋爱，最后却依然回到温柔如静水的老师身边。只有在老师身边，她才是那个毫无压力地以37岁“高龄”讲自己童年幻想的孩子，那个因为忘记了松尾芭蕉的俳句而被轻轻责备的女学生。

《老师的提包》

月子总听老师讲前妻的故事，可在这样的故事里，连情敌都不是情敌，而是一部分的老师。月子从老师家中清冷的布置、普通的火车陶瓷中努力去汲取他人生的细节，了解她的爱人。

想起曾听人说起国内一对著名的老少恋夫妻。友人在美国开车载这对夫妻游览，老人看着熟悉又陌生的景物，年轻的妻子在旁边说：“你××年在这里读的大学，做了怎样的研究……”她在他人生的尾声才进入他的生活，把自己建成了他的一个活着的博物馆。

漫画里最真实的部分，是两人正式交往之后，老师因为担心自己的性能力而始终没有和月子发生关系。两人吃饭时，老师说：“我真的觉得非常过意不去。”月子可以邀请老师试一试，可以说自己并不在意，甚至可以说只要亲吻和拥抱就可以了。但她终于什么也没有说，两人看着锅里的豆腐慢慢煮烂。

因为这个细节，这个故事就不仅仅是一个耽美理想化的纯爱故事，而被撕开了一个残忍的口子。

两人交往三年之后，老师病逝了，临死前把随身携带的提包给了月子，包里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

描述老人的恋爱，另一部让我印象深刻的小说是川端康成的《山音》，讲的是一个家庭的故事。年过花甲的信吾先生看着周围的朋友逐渐死去，家庭生活单调无聊。在这样没有出路的生命困局中，唯一的亮色是儿媳妇菊子。菊子的丈夫——信吾的儿子在外包养情妇，菊子的生活并不幸福，她对于信吾也有一种孩子般的依赖。

两人的情感淹没在大量生活琐事的描写里，隐蔽得几乎不能被发现，其中最露骨的情感描述，不过是菊子天真地对信吾说：“今后凡是爸爸你看到的东西，我都要注意先看看。”信吾立刻想到自己一生没有过这样的情人。

信吾在秋天柔和的光线下，从背后打量着菊子从下巴颏儿到脖颈的线条，优美得无法形容的少女的线条。信吾因为预见这种少女的风采会因为线条的膨胀而消失，不禁黯然神伤。

没有永生不死的少女。

川端康成说：“一生中如果能写出一位永生不死的少女，那么我就此结束也可以了。”

如果没有先入为主的道德感，你会发现川端康成描述的老年人对于少女的欲望并不恶心。或许是因为他推翻性爱之情与崇敬之情间的屏障，他笔下少女对于老人的吸引力，不是年轻的身体，而是她们的象征意义。

《东京一年》，蒋方舟著，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