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进入电视圈，崔永元在书里面还有一段感悟：也许我们见到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并不多，这使我们对知识分子一词理解多少有些歧义。首先，知识分子的知识不是以读书的数量来计算的，读书破万卷的一般人，多得很。知识分子该是用心读书的那种(这里区别于用眼)，读出来的知识浸在骨子里。所以真正的知识分子该有一副傲骨，不善趋炎附势。这使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显得个性，总是鹤立鸡群，混不进人堆里。
暨南大学教授费勇说：“崔永元属于1980年代比较有理想主义情怀的那代人，他幸运的是做《实话实说》的时候，中国大的文化环境还是比较轻松的。那个时候也不光是他，出来了一批人。他们对于这个社会是有使命感的。《实话实说》让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了亲切，没有假大空，完全生活化的语言。中国的电视语言一直是很文艺腔、很空洞的，崔永元的语言才是真正的电视媒体的语言。”
后来，从时间到陈虻，那个时候的央视评论部把这种理想主义渲染到了极致。这样的环境里，崔永元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野蛮生长”。他习惯做一个观察者，理智而冷静，参与而不介入。聚拢力量，在某个地方宣泄出来。
这是为何崔永元会把那些想尽力做好却最终夭折的节目称之为“挫折”，当年他想做期节目叫《纳米不是大米》，针对一夜之间就冒出大量纳米实验室，很快开始民用。“我们就很担忧，但是我们其实也搞不清这个技术。我们就找来了正反两方，支持的和反对的一起讨论，最后这个节目没有播出。那我就觉得不舒服，找当时的主管领导，他们那边也有压力。”另外有的时候就是上面布置的任务，“你拿过来看这个没有争议，一边倒，不知道怎么做。这时候说必须做，而且连续做三期。那心里可能有抵触。”
国内最活跃的网络问答社区知乎上面有道关于“崔永元是什么样的人”的提问。下面有着这样两条回答：“当年我参加过一期，作为台下观众，我见识过他是怎么垫场，怎么圆话，怎么带着嘉宾往预想的道儿上走。我自己也做过不少面访，我控制不到那个地步，我投入得不够。他不像朱军那样套路明显，关键时刻必起煽情的音乐，而是诱着你真实起来，如果不真实他就招呼台下观众，通过他们的反应来刺激台上。总之我能看明白他的用心，但我做不到。所以我很佩服他，他做的准备太细致了。”
这些仅仅是他自身的影响力以及他所涉及的影响力的一部分，他似乎也已成为曾经的电视领域理想主义者的化身，也许是仅有的央视的理想主义者之一，他似乎无所不能谈，他在屏幕面前绵里藏针、针贬时弊、勇往直前，但他又随时都和大众站在一条战线，并未犯过错。
